清算不彻底的战后日本 文章来源:itb88.com   2018-05-11 17:53

  学学者。近作《论天下:先秦关于“天下”的想象与论述》论证“天下”在先秦基本上是最高体的名称。

  在中国有两个众所周知关于日本历史的常识,一个是明治维新是全盘西化或脱亚入欧,另一个是战后日本清算不彻底。 第一个明治维新是全盘西化,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苦口婆心或嘶声力竭解释,目前仍是信者很多,这两三年我写了几篇文章,搬运不少日本干货,试图以证据说服没有明治维新全盘西化这回事,然而,却仍不时看到明治维新为全盘西化论者依旧不屈不挠,常常觉得有如对牛弹琴,不免无奈,而很有挫折感与虚脱感 (参看蔡孟翰,赖山阳《日本外史》导读(二)—全盘西化只是中国制造的山寨日本史)。

  第二个说战后日本清算不彻底,耳熟能详,其实反倒是相当正确。然而几乎每次有日本为日本侵华历史洗地或有内阁大臣参拜靖国神社,战后日本清算不彻底的指控,就此起彼落。 很可能因为说战后日本清算不彻底,仿佛判刑,便当不得真,有不少人于是忽略了这个常识的历史根据,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是什么意思。 说战后日本清算不彻底,比较客观学术的态度,其实就是说战后日本与战前日本有若干重要的连续性,或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连续性大于断裂,如果认为这样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那么战后日本与战前日本最少是藕断丝连,而不是一刀两断。

  试想如果战后日本已经告别战前日本,为何战后已经七十多年了,还是有不少日本人物老爱替战前日本辩护?今天中国有政界,学界领导会替清朝的一些恶行劣状如辩护吗?当然没有,这非常不可能是今天的道德水平创历史新高之故,而是清代的统治阶层与组织已经被彻底清算,干干净净,丝毫不剩。

  而反观日本,先不说太复杂的东西,就说战后日本甲级战犯回归到的中枢,其中最大咖的就是今天安倍晋三首相的外公岸信介,在东条英机的内阁先后担任商工大臣与国务大臣,后来被释放,不但没事,还在二战结束仅仅12年后,堂堂正正当上日本国的总理大臣。 这个人尽皆知的事实,一言以蔽之,就是说明战后日本并没有彻底否定,清算战前日本。

  再说一个大家不喜欢看到日本人物参拜的神社——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就是在明治2年(1869)建立,当初的名称是东京招魂社,在明治12年(1879),在明治天皇的许可下,改名为靖国神社。到了战后,靖国神社并没有被废除拆了,而是继续存在,唯一一个重大差别是,战前的靖国神社是日本政府的内务省与海军陆军一起管理,到了战后靖国神社成为独立的宗教法人。

  然而,在战后日本,实际上因为靖国神社与日本遗族会关系密切,更由于日本遗族会是日本里一个势力庞大的压力团体,遗族年金等等金钱支援至今皆由厚生劳动省支付,靖国神社于是又与日本政府仍有间接关系。简单说,靖国神社,日本遗族会与日本政府三者之间,形成一个意识形态与利益交错的组合。

  再来看看从战前昭和13年(1938)到战后昭和21年(1946)靖国神社的宫司(领导)铃木孝雄,这人当上宫司以前,还是陆军大将。战后靖国神社真正第一任宫司筑波藤麿,在战前皇族出身的贵族院议员,在公侯伯子男五等爵里,还是位居第二等的侯爵,真正战前体制内精英中精英,到了战后仍是。日本的乙级丙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就是他任内完成的。

  战后第二位宫司松平永芳,更有意思,他的祖父松平春嶽是幕末越前福井藩的藩主,福井藩是系出德川家康次男的亲藩(类似清代八旗的下五旗),松平春嶽是革新派诸侯的领袖之一,在明治维新前后,扮演重要的角色。松平永芳的父亲松平庆民,牛津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是战前最后一任宫内大臣(如同清代总管内务府大臣),也是战后第一任宫内府长官。他自己在战前是海军军人,战后转到陆上自卫队,在1978年接着铃木孝雄,当上靖国神社的宫司,他就任仅仅三个月后,就让14名甲级战犯合祀在靖国神社。 松平如此道来:“我想如果不否定东京审判,日本的精神复兴就做不到,所以必须祭祀所谓的甲级战犯“。换句话说,祭祀甲级战犯,乃是立足战前日本对战后初期美国在日本主导改革的持续修正与。

  从靖国神社战后第一任第二任宫司,可以清楚看到仍是战前体制内精英的精英担任要职,在松平永芳,更可以看到从江户初期到幕末,再到明治日本,战前日本,最后到战后日本,将近四百年之久,经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激荡的一百年,统治阶层里一些家族却连绵不断盘踞日本,社会,经济等重要组织。因此,从靖国神社可以证明战后日本,不但没有彻底清算否定战前日本,更可以远远看到战前日本与江户时期的一些连续性。

  正因为如此,日本与邻国中国,韩国等国的历史问题,不是单纯的日本一些少数政客所造成的问题,毋宁是战后日本或多或少保留了战前体制的统治阶层与一些重要制度,使得战后日本一直都有为战前日本所作所为有若干辩护的动力与结构。

  因此,说战后日本建立在否定明治维新,先不说在语义上是否说的通,其实就是罔顾历史常识与基本事实,就是将多年来中日,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视若无睹,或不暇深思。认识战前日本与战后日本的连续性,并不是说战后日本没有新的发展,没有重要的变化,而是要如何正确认识战前日本与战后日本之间的连续性与断裂,这就是开启认识战后日本的大门,进而可以登堂入室。

  以下,我将要一一讲解如何认识战后日本,会有些繁琐冗长,如果看官已经知道大意,觉得已经足够,没时间或没耐心往下看,此处打住也无妨,恳请随手转发点赞。

  战后日本的出发点,就是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随后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日本投降。波茨坦公告的正式名称更值得玩味,那就是《日本投降条件公告》(Proclamation Defining Terms for Japanese Surrender),换句话说,日本光是投降,停止战斗是不够,日本还需要同意美国,英国以及中国的一些条件,美英中才愿意接受日本的投降。

  在《波茨坦公告》的条文里,没有提到明治维新或明治制度是毫无疑问的,换句话说,战后日本的出发点不是,也不必建立在否定明治维新或更广义的战前体制,更没有明确要求废除战前日本体制的核心-天皇制。公告要求日本驱逐军国主义与建立有和平倾向,保障,鼓励的负责政府而已。

  然而,《公告》没有全盘否定明治维新或更广义的战前体制,这里留下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一个日本政府可以与占领日本的盟军讨价还价的空间,因此,到底战后日本的,社会,经济制度会如何,没人有清楚的答案。 这当然也是美国没有答应日本明确担保不废除天皇制,日本在8月14日御前会议,依旧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主因。

  有人也许会说明治维新等于战前体制,明治维新等于军国主义,所以,波茨坦公告实际上仍是要求,战后日本从否定明治维新开始,我在这里先说,这样的理解是非常有问题的,要反驳这样的质疑,便需要厘清明治维新,日本战前体制与军国主义这三个概念。

  明治维新虽然是一个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名词,虽然没有法国大,美国独立战争那么令世人耳熟能详,但在世界上,仍是很多概听过,尤其在东亚各国,在日本则是人人知晓。然而,明治维新到底是什么?其实,确实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因而治丝益棼。

  首先,明治维新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名称,还是一连串历史事件的总称?如果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连串历史事件的总称,那么,从那一个历史事件到哪一个历史事件,合在一起,才算是明治维新呢? 因为耐人寻味的是日本政府自己就有点说不清楚。

  以日本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太政官正院编纂的《复古记》来看,所谓明治维新为期是从庆应3年10月14日(1867年11月9日)到明治元年10月28日(1868年12月11日),也就是从大政奉还开始,到德川幕府投降交出江户城之后,东征大总督解任这段时间。此外,再加上《复古外记》以戊辰战争为中心,从明治元年1月3日(1868年1月27日)京都南郊的鸟羽伏水战役到明治2年6月12日(1869年7月20日)的箱馆战役。

  所以,在明治政府大政官正院来看,明治维新从时间上来说,就是从1867年11月9日到1869年7月20日,大约一年九个月的时间,主要包括大政奉还,王政复古以及戊辰战争这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又以王政复古为枢纽,因此,编纂书名才以复古为名。 换言之,明治维新的核心就是王政复古。

  因此,讨论到底什么,经济或思想因素导致明治维新,不能忘记其实就是要讨论到底是什么迫使德川幕府大政奉还(给天皇),导致王政复古 (参看 蔡孟翰赖山阳《日本外史》导读(一)开创现代日本的一本畅销书)。所谓明治维新,最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理解是大政奉还,王政复古与戊辰战争三件历史事件的合称,换言之就是明治新政府成立以及新政府的统治扩及到全日本的过程。

  讨论明治维新必须知道与完全尊重这个基本事实, 而不能随意脱离这三件历史事件,而去侈谈其他后来事件或政策,比如,明治政府某些时期欧化的努力-鹿鸣馆。如果更进一步理解这三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就更容易知道为何全盘西化或脱亚入欧是多么地不适用在理解明治维新。当然,对于理解明治维新是否应该限于这三件历史事件,以及在历史的时间上应该向前向后延伸多少,则是可以各抒己见,不必定于一言堂。因为,明治维新认定的复杂化与丰富化,肇事者本身—明治政府则为始作俑者。

  同样是日本政府编纂,由宫内省主导的《大政纪要》,一共有上下编,上编丛上古神武天皇建国到幕末庆应3年的概观,下编从庆应3年10月的大政奉还开始,一直到明治15年(1882)。上编编修委员长是参事院议官福羽美静,下编是元老院议官,今天仍然大名鼎鼎的西周,如果不知道西周是谁,那么知道哲学是他翻译philosophy一词,即可知道他在日本乃至东亚思想史的重要性。

  《大政纪要》对明治维新基本史实的认定,其实并不有异于《复古记》与《复古外记》,但往后延长到明治15年,涵盖了众多历史事件与改革。在福羽美静与西周联名合写的序言(原汉文/文言文),就如此说:

  “天皇陛下,英资天纵,圣德日跻,膺泰运之隆,御乾元之极,幕府还政,朝廷之权复古,藩侯纳封,郡县之制维新,厎大誓干神衹,博采公议,万机之裁,无偏无颇,取良模于亚欧,痛除弊风,尽善尽美,盖鉴前辙,考往轨,实明王之通规,阐徽猷,昭宏谟,诚隆世之盛典,此所以须于记述,尤宜择乎体裁“(明治16年12月)

  这段话非常简洁扼要说明《大政纪要》下编的编纂宗旨与内容,从大政奉还开始,到王政复古,再到明治政府进行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改革,此处,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取良模于亚欧”,从亚洲欧洲汲取良好的制度模范,亚洲在此就是指中国而已,比如从明治开始,学习明清,采取一世一元(一个皇帝一个年号),这才是贴近明治维新的事实,因此绝对不是全盘西化或脱亚入欧。

  在《大政纪要下编总记》里,就将简约的汉文序文还原,详细列出《大政纪要》所重视构成明治维新的历史事件与改革:

  “今就十五年间事实,举其尤其重要者:庆应丁卯太政复古,伏水之战,王师东征,函馆追讨。明治元年四月三权分掌。二年五月改正。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新律颁布,地租改正,禄卷发行,征兵令,大使洋行,征韩论,佐贺征讨,之举,元老大审二院建设,议院宪法。地方官会议,府县会,减租,西南之役,内阁分离等云云”(作者译)

  此处必须稍微讨论到底可不可以将明治维新等于战前日本,在此可以看到明治政府本身,已经将明治维新的内涵在时间点上延伸到明治15年,但在日本有没有人或政府文件或学者观点将明治维新延伸到涵盖整个战前日本呢?闻见所及,完全没有。最广义的明治维新通常最多延伸到明治23年(1890)的明治宪法(1889公布,1890实施)与教育敕语(1890)的成立,由于这两份是关于战前日本体制最重要的宪法级文件,当然对战前日本影响很大,在这个理解下的明治维新,可以说明治维新建设了日本战前的体制。然而,从1890年到1945年之间,有太多经济社会上的变化,因此,日本战前军国主义兴起与暴走,是否可以完全归咎给最广义下的明治维新所建立的制度?我们可以来看看515事件与226事件。

  他们是想要建立一君万民的日本,这似乎与不少人对战前日本理解不同,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建立在对天皇的集体崇拜,一个一君万民的国家吗?

  ”,又接着说在一君万民的天皇之下,要将“有色人种从盎格鲁-撒克逊膝下解放出来”。另一位石关荣解释什么是特权阶级。他说“主要就是华族,其他官僚也包括在内”。法庭问他:“有想到内阁垮掉吗?”,石关荣回答:“有想到政友会的内阁倒了,会有收到军部支持强而有力,举国一致的内阁”。这不就是后来大政翼赞会的构想吗?他们也自称是推动昭和维新。所以,从这些证言来看,一,他们不认为当时的日本是一君万民,二,他们否定明治宪法里的华族制度,三,他们对明治以来的与社会持有相当负面的观点。 他们的想法在后来的226事件也可以看到。

  ,他明确主张“华族制废止。废除华族制,撤去阻隔天皇与国民的屏藩,恢复明治维新之精神”(作者译)。 同时限制私有财产不得超一百万日元,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充公国有化,同时限制私有土地时价为十万日元,超过充公等种种要打破江户,明治以来的,经济统治阶层,真正实现一君万民的愿景。

  ,而是在天皇与国民之间,有贵族有财阀有政党(所谓“三位一体的妖云”)。 因此,昭和军部军人的暴走,军国主义的崛起,与其说是明治维新所建立体制的继承者,不如说是企图打破明治以来体制的颠覆者。现在再回到战后日本是不是建立在否定明治维新这一个说法,如果是窄义的明治维新,显然在语义上就说不通,几乎不知所云,如果是广义的明治维新,那倒是可以说的通,但是在日本,只有日本党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讲座派才对广义的明治维新采取相当否定的看法,认为明治维新只是建立一个半封建的绝对主义的国家,而不是真正的现代国家,讲座派这个看法就是遵从当时第三国际的指针。非日共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劳农派,就不同意讲座派近乎全盘否定明治维新,而是认为明治维新是一个不彻底的布尔乔亚,明治以来的是布尔乔亚的天皇制。

  所以,如果有中国自由派的人接受日共系统讲座派的明治维新史观,这令人诧异。比如在最近《三联生活周刊》的访谈中,孙歌认为明治维新“不成功”,“完成的现代化方式,并不值得中国人羡慕“,这在她左派的立场而言,非常理恰,非常一以贯之。然而,从波茨坦公告,完全看不出来是遵从第三国际而采取讲座派的明治维新观,又从何说起战后日本是建立在否定明治维新?这最多只能代表日本讲座派或受到讲座派影响的左派知识人的寄托吧。

  由于波茨坦公告并没有细说,只是列出一些纲领,很多重要细节仍是模糊未定,比如战后日本应该如何改革如何建设。所以,实际上,占领战后日本的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以下GHQ)所制定的《麦克阿瑟三原则》(以下《三原则》),才是真正一开始GHQ的经济社会改革蓝图与底线。《三原则》基本上遵守《波茨坦公告》的条文,但总的来说,

  不消说,《三原则》的第一项,就是天皇仍是日本的国家元首,这符合日本政府“国体护持”的最低要求。第二项,就是要日本放弃武力,这就是后来战后和平宪法的来源,第三项,废除日本的封建制度,这项可以看出来泛左派的影响,这条就是废除《大日本帝国宪法》,废除明治民法,废除《教育敕语》,财阀解体,农地改革等经济改革的根据。

  基于第二项第三项原则所推动的改革,不可谓不激烈,也近似否定战前日本的体制,但实际上,特别是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并非如此。以第二项来说,还写进战后日本新宪法的第九条,然而,研究需要知道,不能只是很死板地读宪法读法律条文,这是旧制度主义对现实的掌握非常静态,很容易掉入形式主义的谬误。这怎么说呢?

  试想,如果一个外星人读了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有一天到了日本一看,一定会怀疑到底是不是日本,因为现实的日本,不但实际上有军队,而且是世界上军事设备最好的国家之一,军事预算居然还是排名全世界第八名,不仅如此,日本居然有日向级护卫舰,只要稍微改装就是一艘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

  即使后来日本战后的体制是一五一十地执行《三原则》,或许还可以说战前日本与战后日本的断裂大于连续性,或许可以说战后日本在相当大的程度否定了战前日本。 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一个重大的原因在于国际情势的转变,出现了以美苏两阵营对立的冷战,因而导致GHQ在推动三原则的政策上,开始有了逆向运行(逆コース、reverse course),开始与日本保守势力合作防范日本。然而,

  因此,在1946年新年伊始,天皇发布一个诏书给日本国民,这就是今天很著名的“人间宣言”,一般的理解就是天皇宣布他不是“现人神”,否定了天皇的神格,但是很多人都忽略在此诏书一开始,就是回到明治维新最初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五条御誓文》,在诏书中完整列出。(这点承蒙大吟酿队友蓝弘岳教授的提示)。这个诏书若没有GHQ允许,当然是无法公布的。

  因此,这又是另一个铁证,说明战后日本不是建立在否定明治维新之上。从日本政府的角度,战后日本甚至可以说是回到明治维新最初的崇高理念。接着,GHQ的政策也开始转向,日本统治阶层更是抓住这个转变的契机,建设战后日本的工程于是进入了所谓逆向运行,就是在化与非军事化方面,GHQ带头或容许开倒车。 这又是另一例子说明,研究,不能只看法律条文或书名文章,不能只看《三原则》或《日本国宪法》,而是要追踪实际动态的过程。

  逆向运行从1948年开始,就非常显著,从此以后,逆向运行已经是日本的主流,左派势力开始受到排除与边缘化,保守势力逐渐回流,到了1952年,通过公职追放令废止法,所有战后被GHQ解职的人物官僚全数可以回归政坛。这对最后形成的日本战后体制的性质有深刻的影响,这更是认识战后日本,绝对不能停留在研读《日本国宪法》与强调GHQ废除《教育敕语》,实行财阀解体,农地改革等等的原因,这不是说GHQ早期的改革没有影响。

  关于日本战后的体制有几种说法,就其实大同小异,有旧金山体制加五五年体制的说法,比如约翰·道尔(John Dower)。有宪法体制加旧金山体制加五五年体制,比如五百旗头真。有安保体制加优位(独大)体制加利益体制加官僚内阁制,如山口二郎。有波茨坦·旧金山体制加五五年体制加日本国宪法体制加民需中心的日本式经营再加上企业中心社会,如雨宫昭一。总之就是由简到繁,基本上只是越说越细,并非真正有范式上的差异。

  我觉得约翰·道尔的旧金山体制加五五年体制最为简洁,亦可以包含其他各种说法。因此,我认为在道尔的基础上,可以说旧金山体制,就是日本战后在国际体制里的地位,五五年体制可以泛泛指涉日本战后的国内体制。

  在1951年9月8日,日本与二次世界大战多数同盟国在旧金山签约,中国没有参加签字,所以,旧金山和约是一个分别的和平(separate peace),非共同的和平条约,隔年1952《旧金山和约》生效。《和约》本身对日本很宽容,并没有规定日本继续受到国际社会的监视或管理。然而,除此之外,在签订《和约》的同一天,日本还与美国签订安保条约。在这旧安保条约美国要求日本需要建立拥有32万5千到35万的军队,同时美军保留驻扎在日本的权利,日本没有经过美国同意不得与他国有军事合作关系等等,非常明显地将日本置于从属美国的地位,因此日本的国际地位,如同所谓的“从属的独立”。

  ,也就是两大政党的体制。在1955年社会党结束左,之后保守的日本党与自由党同意合并,成立自由党(自民党),鸠山一郎就是初代的总裁。在日本国会形成()保守对(左派)革新的两大政党对立轴,而且是保守政党独大。日本这样保守政党独大,毫无间断地维持近40年,直到1994年。虽然两大政党体制在1994崩坏,这并非保守政党自民党统治的结束,这与意大利战后长期执政的保守党天主教党(Democrazia Cristiana)的命运截然不同,天主教党1994年就寿终正寝,而自民党从1955年,直到今天2018年,只有四年没有当家主政。

  无论是在1952年成立的旧金山体制或是在1955年确立的所谓55年体制都是如此,一边是美国建立的基本格局,另一边是日本保守势力。换句话说,

  ,比如《日本国宪法》,也从没有成功恢复《教育敕语》或明治民法,所以,从保守势力的角度来看,总是有力不从心,功亏一篑的遗恨与痛楚。 这个遗恨与痛楚仍然深深地烙印在今天日本不少保守人物心理。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很充分理解安倍晋三说要“

  ”的意思,然而到了今天,日本很多保守人物的或社会价值观,已经不同于1950年代的保守人物,也就是说在50年代保守人物,除了要回日本完整的主权以外,对于战前体制不但有实质价值的认同,而且50年代的自民党有46%的支持者来自持有战前保守价值观的农村农林渔业者。今天多数保守人物对战前体制的价值观,并不那么认同,也不少甚至反对,因此,所谓要脱却战后体制,主要是要追求自主,恢复完整的主权,是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日本保守人物包括一些女性人物,不惜刺激邻国神经与感情,他们的行为,就是典型日本战后的形态-保守派挑战GHQ早期留下的格局与红线。 因此,到靖国神社参拜,进而刺激邻国神经与感情,如同小泉纯一郎首相任内常常说,还真不是他们的用意,虽然他们确实也不怎么在乎。他们的目的主要就是“拨乱反正”,推翻GHQ留下的格局,让靖国神社“再度回到国家的怀抱”。 只是这个“拥抱”会有世人的祝福吗?或只是铤而走险的“野合”? 我想这取决于当事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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